但反过来，也不能因为你用了宜信的品牌、在同一个办公楼上班，就把别家公司的全部业务算到你头上。

一张劳动合同，不能包办刑事责任的判断。一个集团品牌，同样不能包办。

内部人员现在很容易抓住这张纸：“我的合同是另一家公司签的，工资也是另一家公司发的，警方查的应该不是我们吧？”

这种想法不奇怪。工作时，大家说的是同一个品牌；出事后，才开始逐个看合同上的公司名称。

签劳动合同的，和客户签产品协议的，可能不同。挂牌方、摘牌方、担保方、收款方，还可能分别是不同主体。

公司越多，普通员工越容易搞不清。真正到了案件里，却不能用一句“都是宜信的”，把这些区别全部省略。

宜信组织梳理材料就提示，相关品牌、财富管理主体、业务平台和产品交易公司，需要分别核实。不能仅凭品牌相同，认定统一账户、统一核算、统一经营权限。

材料还引用过“安易盈—24期”的媒体调查：协议所涉挂牌方与投资款实际汇入的账户主体不同。

这个细节本身不能证明违法。它提醒我们，一笔业务里，“合同是谁的”“钱收给谁”“你为谁工作”，需要分别找答案。

这一篇只解决一个问题：劳动关系所在的公司，能不能直接决定你的刑事责任归属？

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《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高检会〔2019〕2号）第三部分第一段，要求查清上级单位、下属单位的主体资格、层级关系、作用和资金流向。

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》（高检诉〔2017〕14号）第三部分第24点第（1）项，也要求核查业务、财务、人事方面的实际控制关系。

所以，不能停在劳动合同。四步走。

第一步，先把公司名称和业务身份对齐。

找劳动合同、调岗文件、工资记录，再找你经手的客户协议、产品材料、收款指引。

把每家公司的完整名称列出来：哪家雇用你，哪家与你所在部门发生管理关系，哪家提供产品，哪家与客户签约，哪家收款。

同一家公司的不同简称，先核对清楚。不同公司，也不要因为名字相近就混为一谈。

如果工作期间换过签约主体，就按时间列。尤其要查，换合同以后，岗位、上级、产品和考核有没有实际变化。

这一步的目的，是让大家先知道在讨论哪家公司、哪段业务。主体都没对齐，后面的“我跟它没关系”，很可能各说各话。

第二步，查清楚工作到底由谁安排。

谁给你下销售任务？谁给你发培训资料？谁审批营销费用？谁决定考核和奖励？出现客户投诉，你向谁汇报？

这些问题，不能仅凭“我感觉属于集团”回答。

找绩效文件、审批记录、会议通知、工作邮件和OA记录。谁发出的指令，指令指向什么业务，谁接收、谁执行，都看清楚。

假如劳动合同签在甲公司，但涉案产品的任务、培训和考核长期来自乙公司的管理体系，这些事实就需要进一步核查。不能靠一句“我不是乙公司的员工”，把它们全部绕开。

反过来，如果你所在公司实际做的是另一块业务，人员、任务、产品和管理安排都有明确区别，也要把材料拿出来。

共同使用品牌，不能直接证明共同实施犯罪。参与同一个工作群，也不能直接证明参与了群里涉及的所有业务。

要查的是具体控制关系和具体行为。

第三步，把客户资金和公司收益分开查。

员工经常会说：“客户的钱没进我们公司的账户。”

这句话有调查价值，但不是免责结论。

你有没有参与推介和组织募集？客户按照什么指引付款？收款主体与产品主体之间有什么安排？相关业务收益归谁？

合同、付款指引、银行流水、财务记录和结算材料，需要相互核对。

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《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高检会〔2019〕2号）第三部分第三段明确，在上级单位已被认定为单位犯罪的前提下，下属单位实施非法集资，但全部或者大部分违法所得归上级单位所有的，可以不对下属单位单独认定单位犯罪；下属单位中涉嫌犯罪的人员，仍可能作为上级单位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。

也就是说，当地公司没有被单独认定为犯罪单位，不等于当地人员自动免责。

但也不能反过来，看见某家公司收款，就认定所有关联公司的员工共同负责。资金流向只是证据的一部分，还要回到个人参与情况。

你能提供自己依法持有的资料。资金进入收款账户以后转到哪里，自己查不到，就说明资料缺口，通过律师向办案机关提出核查请求。

别把猜测写成事实，更不要替别人解释自己从未见过的资金安排。

第四步，把“公司有关系”和“我有责任”分别说明。

公司之间确实有关联，不代表每个员工都对全部关联业务承担责任。证明你所在单位受到管理，也不能替代证明你本人参与犯罪。

你的岗位是什么，参与过哪款产品，具体做过什么，接触过哪些信息，要单独核查。

比如，你只负责某个业务板块，还是跨公司参与产品运营？只处理一般行政事务，还是直接组织销售？这些区别，必须用工作记录说明。

你可以整理一份材料目录，每项事实后面注明对应文件：劳动合同证明签约主体，考核文件证明管理安排，客户记录证明参与环节，权限资料证明接触范围。

这样依法配合调查，才能让“我与这笔业务的关系有限”成为可核实的意见，而不是一句急着脱身的话。

劳动合同也要保留。它不是没有用，只是不能单独承担你期待的全部作用。

坦率讲，最危险的辩护，是证据明明显示自己参与过，却死守着“合同上不是这家公司”。最委屈的归责，是一个员工根本没参与某块业务，却因为共同品牌被算了进去。

这两种情况，都需要把公司关系查透，把个人行为查细。

最后，我的立场很明确：不能让层层公司名称成为实际参与者逃避责任的挡板，也不能让一个集团名字成为所有员工必须背账的理由。

投资人要追回损失，必须找到真实的业务和资金去向。员工要回应刑事风险，必须说明自己的实际参与边界。

你不能只举着劳动合同等一个安全结论。把谁安排业务、谁接收资金、自己做过什么，拿证据摆出来。该追究的依法追究，不该承担的责任也必须划出去。